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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一章 文成武就（第1页）

“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范祖禹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命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苏洵

文人看不起武人，镇守一方的武将受到制约，此乃大定文武之道也。

太宗皇帝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此处所说的“奸邪”，针对的就是武将。为了防范武人，太宗在抑制方面煞费苦心。

太祖对武将作战虽然也进行干涉，但基本能让武将放开手脚，自由挥。而太宗既不懂军事，又不放心武将作战，为了牢牢掌控战场，他在战前对将领颁赐阵图，临阵对敌，命令武将必须完全根据皇帝颁布的阵图应敌。不依据阵图对敌，即便获胜，回朝后仍然要受到惩处。依据阵图应敌战败的，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逃脱惩处。在这种奇怪氛围的笼罩下，武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碌碌无为，毫无作为。

五代武人横行，文教无人重视。常威称帝后，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常威所谓的“为治之道”，并非真正的古今治乱之道，而是儒家宣扬的忠君臣子之道。大定朝廷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打击毫不手软；另一方面，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让其放弃个人思想，一心效忠皇帝。在软硬两手打击下，一些高级将领表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如党进目不识丁，为了显示自己尚文，也要在朝廷上讲几句文绉绉的话语，结果闹出笑话。太宗时，武人王显出任枢密使，太宗告诫他“爱卿世代并非出身儒门，从小遭遇兵荒马乱，一定缺乏教育，学问不多。如今爱卿在朕左右日理万机，一定没有空闲时间博览群书。”随即太宗赐给王显《军戒》三篇，说“看看此书亦可以免于尴尬。”对武将不重视军事素质的培养，反而以所谓“提高文化修养”来要求武将，未免本末倒置。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批武将将精力放在了扮演“儒雅”上，而不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

随着大定统治者对武将有意打击、压制，越来越多的武将不求上进，明哲保身。那些稍有所作为，或者有所抱负的武将，在大定重文抑武政策下，要么终身才华得不到施展，要么被打压、排挤，落个悲惨的结局。

定初武将呼延赞出身将门，久经沙场，勇猛异常，一心想上场杀敌，报效国家。当时太宗两次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对契丹心生畏惧，不敢动第三次北伐，呼延赞向朝廷献计献策，并请求带兵戍边。为了表示抗辽决心，呼延赞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文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呼延赞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希望将来在战场能够一展身手。但太宗对呼延赞并不欣赏，雍熙北伐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的装束，几乎将其斩。一心向往上阵杀敌报国的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庶务之中。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因自身角色而造成悲剧的缩影。

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环境下，与哲、五代相比，大定的社会风气生了根本性转化社会的优秀人才不再愿意或主动进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

真宗时状元陈尧咨射术高，但他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职。即便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范仲淹，在与西宁作战的关键时期，朝廷为了鼓励武事，下令其与文臣韩琦、庞籍、王沿一同改任高级武职观察使，但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德宗宗、理宗朝，以兵略见长，着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等兵书的何去非，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着名军事家，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武职身份改为文臣。

此外，大定推行募兵制度，士兵成分极为复杂，破产农民、地痞无赖，甚至罪犯都能混迹于军队之内，这严重削弱和降低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社会上视当兵为贱职，连带着武人地位自然降低。

在此背景下，参军报效国家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在战场上遥控指挥，排兵布阵，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毫无言权。当时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武将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

而岳飞却非是个纯粹的武人，亦自幼从文。

岳飞出生于在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

河北被分为东路和西路，东路有很多湖泊沼泽不利于大兵团行军。而西部地势多为平原。所以在大定初年，辽国骑兵入侵，十次总有八次选择河北西路作为主攻方向。

大定遂于河北西路由外至里设置了三道防线。安严军，广信军这两座军事城市是第一道防线，在入侵时当其冲。

定州，真定则是第二层防线，主要驻扎大军，作为河北西路的军事指挥中心存在。

而相州是则处于第三道防线的城市之一，驻扎的部队主要是骑兵，负责在战时灵活支援前线。而相州再向南，渡过黄河，就是都汴梁了。

他的父亲岳和，自己总是节衣缩食，用节省下来的东西救济贫困饥饿的人。如果别人的庄稼侵入了他的领地，收割之后会还给别人。借贷他钱财的人也不强迫别人偿还。

岳家拥有几百亩较为贫瘠的耕地，按照此时的亩产量，每亩每年能产一石粮。在大定对乡村家庭的财产划分中，一二等户家庭的收入底线是五千石，而四五等的下户收入则在一百石以下，所以岳飞家应该算是第三等户，不算富也不算穷。

第三等户的收入水平，是能保证正常年份略有盈余。此时的河北农村，亦有所谓“冬学”，每年十月到十二月农闲时候，由穷书生教课，学费很低廉。教授些简单的识字和算账本十。

而岳飞出生后，他的父亲见他聪明乖巧便请来名师来教导他读经史子集，并勤练书法。是以，岳飞自幼便受到过很扎实的教育。

除了读书以外，少年岳飞特别喜欢学武，尤其喜欢射箭。

一般而言，大定是禁止民间习武的，按大定的法令，私自开武术训练班聚众练习，被官方现，带头者是两年起步，一百大板。

但是大定毕竟是人治社会，如果有国家重臣觉得可以鼓励民间习武，并且能找得出理由，那么法令也不是不能变通的。

在岳飞出生之前，苏轼在河北西路定州当一把手。定州靠近宋燕边境，燕国国内的盗匪越来越猖獗，经常越过国境，到大定境内烧杀掳掠。

而大定河北正规军军备松弛，苏轼忧心仲仲的的写道，在整个河北西路八个州，只有两万五千九百人的正规军。一旦打起仗来，这点人连守城都难。所以苏轼建议展民间武装作为正规军的补充，而百余年来，其实河北民间本来就有自练武防备盗匪的习惯，当地称之为“弓箭社”。

以苏轼为开端，河北路的官员对民间弓箭社的态度越来越多的鼓励，后来朝廷甚至把各地弓箭社的展情况，纳入对地方官的政绩考核体系。

而岳飞少年时期，为人沉厚寡言，常负气节。喜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等书，乃先拜周侗为师，学习骑射，能左右开弓。后又拜陈广为师，学习刀枪之法，武艺“一县无敌”。

崇宁二年，，河北官员刘韐于真定府招募“敢战士”以御辽。岳飞应募，经过选拔，被任命为“敢战士”中的一名分队长。二十岁的岳飞自此开始了他的军戎生活。贼寇陶俊、贾进在相州作乱，岳飞请命前去除害。岳飞表现突出，带领百骑骑兵，用伏兵之计，生擒二贼以归。

去年，他又破洞庭湖水匪，诛杀贼杨幺及方腊等，立下奇功，进京叙职，升迁为统制。

廿岁出头便屡立军功，岳飞在军中初露峥嵘，已有不小的名气，假以时日定是将帅之才。但不巧的是，五月上旬，岳和染病不治而逝，岳飞遂褪去戎装回乡为父守孝。

得，为父母守孝乃天经地义之事，少则三年多则六年，冯过纵有心打岳飞的主意，也是偃旗息鼓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还是缘份未到哪。他相信还会与岳飞见面的。乱世来临之际，怎少得了岳武穆挥斥方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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